它完全符合林毅夫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即优先支持对经济发展能有最大贡献的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

   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课题组发布的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及相关分析报告显示，2010中国企业500强的经济效益与效率在所有制结构上继续呈现民营企业领先的格局。它也再次印证了一个真理，如果说，企业的真正强大靠根植于市场的创新文化的话，那么这种创新文化所凭依的不是政府超越性手段的神性嫁接，而是市场竞争的自然抉择。

但是盛名之下的昆山也为我们展示了其另外的一面。（K R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306页  陆衡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这与林毅夫先生所言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从本质上是一致的。把林张之争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展开不知道是否令他们满意。而上海浦东新区特区政策的出台则是在来自上海的领导掌管国家权力后确立的，政策上不仅畅通无阻而且得到了高层的大力支持的。不过从形式上看的确是抓大放小，但结果是放小后的国企与民企焕发了生机，而抓大的国企仍然是毫无起色。

以我的身份不可能见到林毅夫更不用说杨小凯先生了，所以为了从心灵上更接近他们只能多读些体现他们心迹的文字。是民间的自发动力把一个要消灭私有制的经济体制倒逼成为了一个鼓励民营经济的体制，完成了经济现代化的转型。萧三匝：历史上，中国的地权到底姓公还是姓私? 秦晖：有人说中国很早就有了私有制，他们的理由是，农村的村社这些小共同体对地权的干预，中国要比西方少。

还有一种说法正好相反，说商鞅变法实现了国家对土地的严格管制。你说秦代的土地制度是不是私有制呢?针对西周的那种族群土地而言，它肯定是主张私有制的。最近，强调土地规模化经营，强调防止农民兼业化成为主流的说法，这个说法真有可能出现那种用强制力量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的现象。但是国内你不能说还是不允许自由迁徙，否则怎么能体现我是你的国人呢?只能说我们这个体制有一种管人的爱好。

你看到这个田地就会想到农业学大寨时期的一句话，叫做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虽然我们也搞了一些什么龙须沟之类的改造，但那都是橱窗，大量的人其实还是住在棚户区。

最有趣的是，他们口口声声讲的是流转，不是买卖。萧三匝：在你看来，最近的一两年中土地政策可能的走向是什么? 秦晖：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根据前几年的政策，我觉得近几年来我们的农村政策主要的取向是要加快农民从土地中脱离出来。大概是在4年以前，我们还一直在说土地兼业化是不可避免的，坏处不是很大。说商鞅变法，坏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从此就有了土地私有制。

因为很多政策是一时的机遇造成的。所谓发展专业农户就是促进土地流转，而且很大程度上这是非自愿的。我们现在歧视外来人，但如果你是有钱的外来人，也不受歧视，因为招商引资，巴不得你来，真正被歧视的是外来的穷人，主要是农民工。从纵向来讲要比西周，比所谓井田制时代厉害得多了。

但是这样的状况只维持了几年，一小二私就变成了一大二公，而且变起来非常容易，中间不需要任何过渡。中国农民的土地难道多吗?他不一样也有土地少的问题?土地少他就认为务农不如进城，他就进城了，这是他的理性选择，你不能说你买不起商品房我就不准你进城。

以前不断讲土地不能经营，不能买卖，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农民如果卖地，那么未来生病、孩子上学就没钱。曹锦清先生说，将来农民如果有了充分的社会保障，我们就可以实行土地私有制了，正因为现在农民没有任何保障，所以我们就不允许他们私有自己的土地。

另外，假如这种拥堵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我觉得也无可非议，这比你专门歧视某一种人还是不一样的。后来政府就说，这个不能提倡，实际上取缔了这种做法，因为这等于是把农民的土地抢走。萧三匝：这个现象是肯定的，但需要一种机制来调和。说实在的，中国管农业的那些人也没有一个人敢这样想。我们的政策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是政策拆散了他们，你怎么能够倒过来说中国人就是很堕落，就是爱钻钱眼而不愿意团聚呢?如果这种现象长期持续下去，我觉得不仅是个社会经济问题，对中国文明的伦理基础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等等，后果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我觉得要比城市出现贫民窟的危险大多了。中国有些地方的确有这样的习惯，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这个习惯，而且这个习惯是被夸大了的，实际上这个习惯对中国土地流转的限制要比我们现在很多人强调的小。

如果真的是放开会产生问题，其实是原来做的越过分的，放开产生的问题就越大。北京不需要人扫地吗?你要硕士毕业生去扫地吗?这完全是胡说。

我不是说市民都住在贫民窟，更不是说市民住的都比农民差，而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市民，你住到棚户区里，政府要你走，就必须付出，要么补偿，要么安置，现在经常是补偿和安置兼而有之，但是如果你不是本地人，政府就把你赶走了，用城管的方式来驱逐你。哪一个国家现在有这么一个规矩啊?美国人进华盛顿有这个规矩吗? 萧三匝：有人说完全放开北京就会更加拥堵。

有人曾经统计过，上海在改革以前棚户区居民大概占上海总人口的20%，就总量而言从来就没有减少过，因为改革以前城市建设一直强调所谓的先生产，后生活，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只建工厂不建宿舍。所谓不允许存在贫民窟，只是说国家要给城里本地人盖更好的房子，你不给他们盖更好的房子，就不能赶走他们。

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治理北京 。流转不流转，集中不集中，应由各家各户自己决定。以前就有很多人用这个例子说，中国的农民各家各户都种一点田，同时又在外面打工，是一件好事，而且这是防止农民流动和无地农民的好办法。大家知道，日本的农民不但数量少，而且绝大部分是兼业农户，兼业农户中还有第一兼业农和第二兼业农的区别：第一兼业农就是农业收入是主业，其他是副业，第二兼业农是农业是副业，其他是主业。

理论上讲，这有利于所谓的集体，但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乡村领导捞钱的办法，实际上剥夺了农户的一半土地，供他自己招标。所以，在中国，如果要谈私有公有，主要是谈个人与国家的权利相比而言，而不是个人与小共同体的权利对比而言。

甚至上海有些白领都达不到这个要求，最后是由他们单位出假证明给他们办的暂住证，否则的话连暂住的资格都没有。无论从事实还是从逻辑来讲，你只能说如果国家给了农民非常高的社会保障，那么作为交换，农民的土地权可以接受国家的限制，如果你本来就没有给他保障，又剥夺了他土地的权利，那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一个农民生病了，土地是他的，他迫不得已还可以卖地治病，现在你说他因为没有社会保障，所以不许他卖地治病，那你不是逼他死吗?当然，这种说法开始逐渐降温了，原因有两点：第一点，农村现在开始有了水平虽然低但是毕竟比以前更多的社会保障;第二点，更重要的是，现在各级政府患上了土地饥渴症。

萧三匝：现在的城镇化政策，是不是为了缓解这方面的矛盾? 秦晖：我觉得上面还是不太清楚的。尽管不可能出现像正大的那个人讲的那样由国家把农民的土地都交给他们那几个大公司，但是这个过程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做，我觉得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在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过程中，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这个迹象，这是我们需要分析的现象。

转轨这25年来，波兰的农民又减少了很多，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从横向来讲，比世界其他地方也要厉害。秦制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强调个人摆脱小共同体而独立。现在不准讲土地买卖，原因是我们不承认土地所有权是农民的。

北京既是文化中心，又搞成工业中心，又是首都，什么优惠都搞在北京，那当然大家都挤破头要进来了。有人说，柏林墙是要拆除的，但是要慢慢拆。

我们现在不再讲兼业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现在要发展专业农户。土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彻底的私有化改革，就是把传统农村中的公产公田全部分掉。

前几年中国又提出一个口号，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是搞家庭农场。如果你没有这个限制，他们都会来的，不仅那个时候会来，现在也会来，而且来都是理性选择，你不要把他们想得太笨。